中国城市化进程在矛盾中前行

　　 据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网民，都想过“向下”迁徙——离开大城市去中小城市；离开小城市去郊区、农村。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金锡文也是其中一员。三年前，他从上海市区搬到了郊区一个小镇上。每周一、三、五，他会驾车去市区的绿色城市研究办公室上班。晚上再回小镇，享受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夜晚。

　　他不想住在市区的理由很简单：受不了城里拥挤的交通、浑浊的空气、嘈杂的街道。

        20年前，金锡文到美国求学。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钱人大多住在郊区或小镇上。而市的高楼里，住的都是经济拮据人士，这些人一旦发达，也会选择搬离城市。即使这会让家和工作地相几十公里。

　　他向导师请教，教授经济学的导师笑着说，“有，你们中国也会这样。”回国数年后，金锡文发现，中国在新世纪个十年里，果然掀起了逃离城市的浪潮。“逃离北上广”，是白领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也是报纸和网络上的高频词。

        然而，那些逃离大城市的人们，大多和金锡文不一样。

　　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有1.43%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其余的，要么是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要么直接从城市“逃回”到农村。

　　“问题出在这里。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有人不堪‘大城市病’而离开，它是规模性的、趋势性的，称为‘逆城市化’。到了这个阶段，说明城市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迁到近的郊区。”金锡文说，“而我们‘逃离’大城市，不是逃到郊区去，而是直接逃到别的小地方去了。”

　　先，人口从城市到近郊，配套的工业、服务业也会随之而来，从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卫星城镇。多个卫星城与主城一起，形成多的城市空间结构，这是“逆城市化”的核心。“而我们‘逃离’大城市，白领从北京回到长沙，农民工从广州回到湖南农村，根本不会形成上述效果。”

　　其次，“逆城市化”中的人们，是在衣食无忧后谋求更好居住环境的主动选择，“而‘蚁族’大学生从北京跑回老家，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被迫离开”。

　　本次调查结果支撑了金锡文的观点。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超过四成是从一线城市“逃”到二三线城市。“离(父母)家近”、“交通、空气、治安等条件更好”、“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大”、“房价太高”，是他们离开大城市的主要理由。

　　其中排在位的理由是“离家近”。“在家乡或者靠近家乡的地方，总比在外地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找工作、居住。”在金锡文看来，对许多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出于情感诉求的理由背后，或许也潜藏着迫不得已的经济因素。

　　我时常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里喝咖啡，经常能碰到一个小白领。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偶尔会在一起聊聊天。

　　有，她告诉我，呆在上海压力太大了，准备回老家去。

　　我问她月薪多少，她说不到一万。这个数字，对刚出道几年的小年轻来说还行。但她觉得很难，如果要在郊区买套小房子，得不吃不喝几十年。

　　不过，美国很多年轻人，也是租房一直租到40岁。她说算是这样，一直呆在上海总要结婚生子吧，孩子要上学、要参加高考吧。她没有上海户口，这两个都是大难题。

　　后来她走了。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像她这样来了又走的年轻人很多。有人还很受鼓舞，说是中国的“逆城市化”出现苗头了——他们用一个数据做证，按西方经验，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会逐渐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这个数。

　　但是看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后应该明白，这哪是“逆城市化”啊？

　　问题出在哪了？我们拿“中国城市化率已50%”做分析。这个数字，包括了暂时居住在城市，但是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同等福利、也没有可以维持城市生活收入的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小白领。如果把这部分人排除，那么城市化率也是个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

　　百分之三四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城市承载力、公共资源供给力，还很落后；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意思的是，很多研究机构拿着50%这个数据，已经在讨论中国城市化何时见顶了。中国社科院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

　　这个话题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方向抉择。如果“逆城市化”的阶段已经开始，那么政府会着手郊区建设，引导有钱人过去。北京是这样搞的，“市区工作、居住郊区化”，结果有钱人没引导过去多少，倒是一大批“蚁族”被生活成本挤压过去了，由于交通拥堵，他们还要忍受早起晚归的堵车生活。

　　如果还没到那个阶段，那么老老实实做城区建设，解决外来者的住房、教育问题。等城市发展更完善了，也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富人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厂搬出去，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当前，顶多算个“半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