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社会学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1期刊载的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论文如此指出。
该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李中清和南京大学(招生办)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该项研究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对学生的社会来源做了详尽分析和研究。李中清系华人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李政道之子。
该项研究选取了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两所大学，前者代表全国性精英大学，后者代表省属精英大学。这项研究显示，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生源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总体上呈提高趋势。
北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而言，1952年，干部子女占11%，1997年升至39.76%；但在苏州大学，干部子女比例则从文革前的8%，上升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30%以上。到2002年时，上述两所大学中，干部子女的比例多，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和工农子弟。
该研究同时显示，恢复高考()后，北大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有所下降。1985-1994年，北大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平均为21.40%，而1995-1999年，该比例降至15.02%。不过，苏州大学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仍保持基本稳定，并一直高于城市生源。
2009年，《人民日报》曾报道，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并占到50%以上。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期间，北大学生中的农村生源急速减少。1972年，北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比超过30%。到1973年，该比例下滑到20%以上。苏大更是从近60%，急速下滑到20%左右。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村生源比例有所回升。
该论文分析指出，这可能表明，上大学实行“推荐制”，并不利于农民阶层。与之相反，按分数高低录取，对城乡生源反而相对公平。这是因为，按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农村学生可通过刻苦学习而取得一定优势。
该论文引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项同类研究指出，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不过，李中清和梁晨等人的这项研究认为，相较于当代美国，中国教育系统在整体上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
该项研究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该论文指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中学念书，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大学生源多样性。但是，在现阶段，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这“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中国的高校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怎么看都未必是好事——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是延续甚至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一项社会学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3月21日财新网）
究竟是何原因造了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呢？这着实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探究。
先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相比其他阶层，干部群体的子女数量肯定不是多的，甚至可以说是少的。这一点，大体从一些官方数据可获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保部明确告知国人：我国公务员数量约689万人。算这六百多万干部不含退休干部，我们在此基础上满打满算，中国干部数量也肯定不会超过1000万吧？这个数字且不说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人群体相比，单单是与专业技术群体相比，显然也得甘拜下风。如果再考虑到干部群体相对更为严格落实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概率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干部子女的总体数量肯定也是远远落后于其他阶层的。此语境下，问题在于，缘何较小群体能够战胜较大群体，更加容易考入中国的大学呢？
在笔者看来，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相比而言，干部群体拥有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使得他们的孩子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这一点，从公款补助机关幼儿园可窥一斑。可以想象，在多数国人都为孩子入园难入园贵而头痛的背景下，干部子女却能较为轻松地进入优质的公立幼儿园，这造成了不平等的起跑线。
其二，不排除一些干部利用公权力为子女升学铺路。去年，浙江台州4名干部子女获得20分高考加分，曾把高考加分制度推进了舆论“风暴眼”。以往多个事实证明，干部子女是享受高考加分政策的“主力军”。在一个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社会里，很容易出现类似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
后，还得说说的是，在权力等于资源的社会语境下，还容易加深社会的媚权、畏权心理。部分高校为了拿钱或获取政策支持，都较为关注“权贵阶层”的子女，以实现“双赢”。前不久，某地一副市长之女在未达分数线的条件下考入某高校，之后又鬼使神差地转入本地一所更好的高校，是典型。事实上，类似想象绝非孤例，不过多数人表现“低调”而已。
不管怎样，中国的高校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怎么看都未必是好事——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是延续甚至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